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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显示，国旅联合对去年与厦门当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厦门当代”）的一笔股权交易，未及时披露后者逾期付款原因和付款安排，且上述款项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的相关规定。2018年7月4日，为进一步巩固、夯实主营业务，国旅联合拟向鹰潭市当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当代投资”）或其指定第三方出售公司所持有的中农国联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简称“中农国联”）49%的股权。因中农国联刚成立不久，其股东中农批（北京）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与国旅联合双方均未全部出资，且中农国联未实际运营，国旅联合与当代投资将交易价格定为2000万元（即国旅联合实际出资额）。因当代投资与国旅联合当时的第一大股东厦门当代拥有同一实际控制人，该项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四是中美贸易的博弈。2019年，中美贸易博弈如果可以如期缓和，那无疑是对2018年的“拨乱反正”。虽然本人赞同中美博弈将长期存在的观点，但对是否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却持观察态度，古希腊的事情毕竟太遥远，观察美国大萧条以来的外部政策走向，确实交织着现实的利益、维护霸主地位和确保“自由社会”边界的情结，但最终多为现实的利益所主导，且在这样一个实行判例法体系的国度，对重要的原则还是会有基本的尊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合作多于对抗，竞争基本在理性的范畴内，虽然特朗普总统发动的贸易战突如其来，不过目前中国的政策应对总体“有理、有利、有节”，这至少减少了2019年博弈进一步加剧的变数。

黄卫伟认为，大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抑制多元化的趋势，这关键在于企业的领导人对于企业的目标清楚与否。企业领导人有远大的目标，才会抵制住诱惑，才会集中资源，一辈子做好一件事情。但职业经理人通常没有这种意识，因为企业不是他的，他也不会永远做下去，他只是希望在他的任期内能够更辉煌。那直接的体现就是企业规模更大，或者盈利更高、资本回报更多。“对大企业来说，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加起来的规模看着很大，但是在每一块都不是这个领域的领导者。”

证券时报记者：刚才谈到国际的钱还没有充分找到中国的货，最近我们关注到，外资买A股经常触发上限而停止买入，足见外资的需求很强烈。但这中间也存在与监管层规定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矛盾，香港在其中可以为解决这个矛盾起到哪些作用？李小加：首先外资直接进入中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通过QFII，但直接进入有两件事要行得通：第一，他得愿意“吃中餐”。要么你改你的制度来适应他的交易习惯、交易方式和清算结算，要么他们就完全把自己变成跟中国人一样，来适应中国的交易制度。大量的国际资金喜欢中国，但还没有喜欢到愿意彻底改变自己，同理，中国也没有必要完全改变自己，因为完全改变自己到最后很可能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风险。这就需要一种机制，双方都不用改，在中间找个转换器，把问题解决掉。互联互通就是这么一个机制。

——督纠偏防错。要把纠偏防错作为特别注意的问题，加强督导，防患未然。要防“意识弱化”，督导有关地方充分认识专项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坚决克服“速胜论”“本地特殊论”等错误思想，防止一有成效就鸣金收兵。要防“打击泛化”，督导有关地方深刻领会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精神实质，精准聚焦打击对象，防止将一般违法犯罪上升为涉黑涉恶问题，确保专项斗争不跑偏走样。要防“力度软化”，推动有关地方大案攻坚不手软，深挖根治不停步，持续掀起强大斗争攻势，防止出现点到为止、不深不透等现象。要防“责任虚化”，突出“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通过约谈、通报、问责等方式，推动落实领导责任制、部门责任制、岗位责任制，形成一级抓一级的责任链条。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罗伯特•萨姆沃特告诉美国国会，其委员会将在9月下旬，就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飞机设计认证程序提出建议。萨姆沃特24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说，委员会人员现在“正在制定推荐方案，我估计，在接下来的60天内我们会就设计认证问题提出这些建议”。